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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差不多是在这一年期间，GZ母亲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她开始频繁出入医院。而GZ从舒适的窝里爬了出来，抖掉身上积攒了一年的闲散，再次开始求职。这次他的视线直接放在了重内容的二次元游戏项目上，原因有两点，一是他觉得这种项目做起来应该稍微愉快一些，二是因为当时其他游戏大厂对社招的履历要求都开始拔高，他只在小工作室做过未上线项目，根本挤不进去。而在当时，也就是2017年左右，二游还是个外人看不太懂的小领域，刚刚在漕河泾开始发芽的二游厂商们“准入门槛”还不太高，只要“爱好同频，是一类人”，就可以相对轻松地“混进去”。
一款持续运营的游戏需要一个庞大的团队持续性地生产内容，一旦慢了，收入就会往下掉，竞品就会超过你。这有点像是身在一条铁轨上，一旦停止奔跑，火车就会从后面辗过你。因此，对很多持续运营的手游项目来说，上线之后往往会比上线之前更忙，毕竟上线前只需要考虑一套固定的工作内容，而上线后就要考虑每个情人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还有各种重大更新节点……而且，上线前团队总是想要人手越充分越好，毕竟流水还有想象空间；可上线后呢？能赚多少钱已经很清楚了，少招一个人，对公司来说就是多一份利润。
这些年里，他每天早上十一点到公司，晚上十二点离开公司，一周工作六天；这种作息自然不会有太多的个人生活，GZ和女友每个月见一次面，生活中的其他乐趣基本都来自于在出租房里打游戏。他比刚刚进入游戏行业的时候胖了将近六十斤，体检数据也不算太好，在接受采访前他正在看一则新闻，说是有位游戏大厂的员工猝死在出租屋里；他向下滑动着新闻的下方的评论，有不少人都在说“挣这么多钱，猝死也是应该的”——他一边滑，一边恨恨地问我，“你说这些人怎么能这么说话，你说他们怎么能这么说话！”
还有一位内容创意方面的老师告诉我，她的学生很受某个大厂的青睐，“每年都会要好几个人”，这显然让她很骄傲，也让她颇受学生信赖。但她又提到，有位学生在入职这个大厂后因为工作压力而十分痛苦，天天躲去厕所哭泣；学生试图向自己的mentor（指新员工入职后负责带他们的老员工）寻求帮助，后者的回答是，“我刚入职的时候也哭，这个没办法”。学生又向她，也就是大学时的老师求助，这位老师劝学生“哭一天也就算了，天天哭算怎么个事儿？算了吧！”，于是，这位学生从大厂离职去了一家小厂，那之后果然快乐了许多。
另一次采访中，一位学美术的同学历数了他面试过实习岗的游戏大厂，总结出一条经验，“他们想要的就是特别狂热的喜欢他们自己游戏的人”。还有一位同学告诉我，他以成为制作人为志向，制作人是必须有个性、有创意、有自己的想法的，所以他觉得公司应该会想要这样的员工；但他已经实习过几次了，实习的经验告诉他，公司想要的应该是服从性高的螺丝钉，不需要有个性。这位同学并不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矛盾，他似乎相信自己可以在入职时将个性塞进冷库中，等到攀登上制作人宝座的时候，再把它取出来化冻。
绝大部分人都告诉我“没那么有把握”，或是“我觉得可能不行”。有位年纪偏大的受访人用“挥舞着王八拳的大鲨鱼”来形容现在的年轻人，说他们“不按套路出牌，特别凶猛”。即使是一位对自己十分自信的受访人，提到这个问题时都要承认：“一些应届生的优秀让我很有压力……就像是过去学校里的超级天才，我当年能用三个月卷死我的前辈，我觉得现在他们能三个月卷死我。“他补充道，“尤其是AI，过去我应聘的时候策划没有结构性的知识传承，所以我总结出来，我就赢了，但现在有AI，他们用AI就可以知道很多过去我不知道的事……我掌握的结构性知识显得有些可笑了。”
而对于绝大多数身处漕河泾的年轻人们来说，在孩童时期能拥有这些“条件”，本身是一种幸运。他们的童年富有弹性，生存的压力很少挤压到他们。“喜欢游戏”和“爱玩游戏”是大部分漕河泾游戏人贴在自己身上的最鲜明的标签，也是他们判断同类的首要标准，游戏甚至会是他们父辈的教育工具；一位受访人给我讲述了他外公如何教他玩《仙剑奇侠传》，“他觉得玩那个可以帮我练算数，算每一点MP可以打怪物多少血嘛，但是当然完全没效果……我外公自己是重度玩家，他是顶尖大学顶尖学历，那时候他什么游戏都玩” 。
另一位受访人现在自己也在负责审阅简历，他语带不满地提到，现在很多应届生“简历里一共几十个游戏，就敢投关卡策划”；在漕河泾大厂做资深研发岗的受访人哲也告诉我，他今年27岁，他觉得自己对冲工作压力、生活沮丧、前途焦虑的方式，就是戴上耳机，看见绿灯就走，漫无目的地在上海这座大城市中流浪。他一边走，一边会在脑海中不断回放小时候玩游戏的种种快乐体验，外界的一切都被耳机隔绝开了，自身的一切都随着回忆翻涌上来；到他走累了的时候，疲惫的躯壳中就又盈满了一个热爱游戏的轻盈灵魂了。
因此，手业的新立项变得越来越少，硕果仅存的新项目都是高举高打的大成本，中小型团队及项目日益萎缩，在除了小游戏以外的领域几乎再难找到成功案例。被裁员、被“释放”出来的资深人才盈满市场，各大院校又在源源不断地输送一届比一届更多的优秀毕业生——这种环境构成了漕河泾的年轻人们的深层焦虑。他们往往对市场上的各种新项目信息极为敏感，有至少一半的受访人提到，他们会时不时登录招聘软件更新简历，“想看看自己在外面能找到怎么样的工作”。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款项目后来被公司内部裁掉了。当时有多少雄心壮志，在项目的泡沫破散之时，就有多少沮丧和不甘心。WM说这次项目变故“让我想了很多”，而他的朋友则直接说，“那一刻我觉得中国游戏行业都完了”，哪怕是之后又过了好几年，“我觉得我现在还没缓过来”。更让WM印象深刻的是，项目解散的消息传来之时，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开始打电话，人人都在安排自己的下一份工作、下一个岗位。在这些哀求、商谈、巴结和交易的语声中，他注意到经常为他们这层工区打扫卫生的保洁阿姨正躲在茶水间里哭。
